楊傳慶：一找九宮格私密空間九五〇年月的顧隨詞學–文史–中國作家網

要害詞：顧隨

一九四九年元日，年過五旬的顧隨在日誌中寫道：“早霧午曇午后陰”，這陰晴不定的氣象讓他敏感地想到了時局，特地注云“國際戰爭景象亦正復這般氣象也”①。時局“虛無縹緲”，隆隆的炮聲與飛漲的物價，讓這位輔仁年夜學傳授時感熬煎。好在一個月之后，自嘲“賣柴人磋商中書堂里事”的他迎來了北平的戰爭束縛。從戰亂到安靜，就日常生涯周遭的狀況而言，顧隨不無喜悅，但是面臨劃時期的劇變，他需求在新社會中調適本身思惟與創作的航向。作為一位有名詞人，顧隨順遂地完成了這種改變，他自發接收了“社會主義實際主義”的實際主意，并將其應用于詞的創作，積極為社會政治辦事。顧隨思惟及創作的變更，表現了古代以來詞學思惟不竭變更的經過歷程。

一、思惟上之真正束縛

一九四九年仲春十六日，顧隨被選為輔仁年夜學中國教員會廿五名履行委員之一，決意告退，但在本月二十一日執委會上被否決。此間十九日，顧隨收到羅榮桓、薄一波、林彪、董必武、聶榮臻、葉劍英六人簽名請帖，約請其餐與加入越日在北京飯館舉辦的接見會。他在日誌中記下了宴會中印象深入的致辭語句，如“一個基礎不雅點就是客不雅決議客觀”等。由之后的日誌（《旅駝日誌》止于一九四九年四月旬日），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急劇吸取新常識的顧隨，這可從其日誌所記瀏覽書單顯明感觸感染到。在不到兩個月的時光里，顧隨積極購置、借閱的冊本有《從一小1對1教學我看一個新世界》（即《斯年夜林傳》）、《蘇聯哲學題目》、《家事》、《束縛區教導論文集》、《毛澤東文藝座談會講話》、《蘇聯文藝標的目的》、《思惟方式論》、《整風文獻》、《高爾基》、《論文藝題目》、《束縛區短篇創作集》、《辯證唯物論》等，他讀《斯年夜林傳》“不忍釋卷”，稱其為“真予發蒙之書”；以為《蘇聯哲學題目》“思惟對的”；稱《整風文獻》中“毛主席《否決黨陳腔濫調》一文”“實為精警”。可以說，甫進新社會，顧隨即有著自發地、積極地順應并融進新社會的認識。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顧隨擔負了輔仁年夜黌舍務委員會委員，后又任中文系主任，但今年玄月即沉痾住院醫治。從其致友朋書札，可知直到一九五二年九、十月間才病體稍痊，身材惡化后的顧隨再次走上改革思惟的軌道。他在一九五三年除夕致盧季韶信中說：“至于我本身，則是五二年自秋徂冬三數月間，方得思惟上之真正束縛：此樂為半生所未嘗有，其樂為何如耶？！間有輔年夜、燕年夜舊同窗來談，輒覺其思惟看法尚出我下。私心固不克不及以此驕傲，然亦未嘗不不由得以此自慰也。”②顧隨所言“思惟上之真正束縛”表白了他對新中國、新思惟的完整接收，而這卻并非來自勝過與灌注貫注。

一九五二年，輔仁年夜學中文系回進北京師范年夜學，病痊的顧隨并未進進北京師范年夜學，而是在一九五三年春經高教部允許，決議赴天津師范學院任教。關于不在京任教的緣由，他在一九五三年蒲月八日致盧季韶手札中有闡明，他說：“打算教導，我實不克不及勝任，所以不欲在京任教，此實為其主因。”③另一緣由是到天津不“專為教書”，而是做參謀，其累贅要加重不少，這是在北京沒有的優待前提。公然，到津后“凡百俱好”，“書室、臥室之年夜，一間可抵李廣橋三至四間，高爽、干燥，頗公道想”；“津市菜蔬魚肉較京師價廉，而其鮮美亦遠過于京師”④。之后，顧隨被評為天津師范學院“二級傳授”，“每月薪水二百多元”，在那時是“了不得的數字”⑤。

物資生涯改良的同時，顧隨并沒有松懈思惟上的改革，他在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致周汝昌手札中說：“餐與加入了政治進修回來（這進修，王主任底本不讓我餐與加入的，並且也已獲得引導上的允許。……擺佈是閑著，樂得學點兒本事，所以決意餐與加入了。）”⑥不丟臉出，他對政治進修長短常自動的，特殊是在教導後代上，激勵他們為國度、國民做出貢獻。一九五五年蒲月三十一日，他在給女兒顧之燕、顧之平信中說：“爸爸是從‘舊的碉堡里’走出來的，不外顛末了一時代的自學和自我改革，此刻很愿意你們長年夜起來，為國民、為國度做出一番工作來。”⑦ 對于毛主席的思惟，顧隨也是極為欽慕與擁戴，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給外甥孫書秀信中寫道：“毛主席是一位精曉馬列主義的天賦學者。他寫的書是那么聯合中國現實情形而又那么淺顯。假設你讀通他白叟家的文章，我認為你就是不再往讀馬列的書，你也不會成一個有眼兒的瞎子。”⑧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致周汝昌信說：“總之開國雖已八年，有很多人尚不知馬列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多麼事物，或瑜伽場地可斷說，其所以不知，源出于不求知，甚至不欲知。不佞乃今乃益信毛主席所謂‘思惟改革乃持久任務’一語之確切不移；而主席所謂‘舊常識分子或竟畢生不克不及接收社會主義’甚至當不移之論也。”⑨可見顧隨明白地將本身與“不求知”“不欲知”的“舊常識分子”劃離開來，他是接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惟與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具有對的的思惟實際基本的常識分子。

作為一個思惟改革勝利的常識分子，一九五五年春，顧隨被推薦為天津市第一屆政協委員，一九五八年天津、河北合并后，他又被選為河北省人年夜代表，但這也免不了他在歷次活動中遭到點名批評。一九五七年《天津師院校刊》第三十期《二級傳授現形記》一文批駁他講《拜月亭》時“山南海北”“引今道古”，扮演“臥魚”“頂鞋”，“夸耀本身”，“正課一點沒講”的題目。一九五八年《國民教導》第八期又頒發湘郴《讀二級傳授現形記》，指出：“像顧傳授這一類的學者、專家……只是在舊的貨品下面貼上了新的標簽罷了。……他們在社會主義的講堂上所銷售的，依然是那陳年不變的、發霉發臭的資產階層的躲品。在曩昔，他們已經年夜顯身手，一年一年地迫害過一批一批的青年，此刻，他們依然持續著。”⑩盡管歷經屢次活動與批評，但顧隨依然未有表示出憤懣，而是豪情照舊。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九、三旬日所作致盧季韶手札中他說：

往歲“反右”，尚是事外人。繼之，“雙反”“年夜躍進”，便須親身餐與加入。甚至本年春夏，資產階層常識分子思惟改革，拔白旗、插紅旗……。中文系以我年紀為最長，教齡為最長，所以第一炮先向我開。年夜字報、快報、座談會，如雨點，如飛騰，齊向頭上、身上打來。在系中整風會做自我批駁時，我曾說：“同道們，批駁我吧！借使倘使問：‘老顧，你吃得消嗎？’我要說：‘吃得消。’借使倘使問：‘你頂得住嗎？’我要說：‘同道們，安心吧！頂得住！垮不了！’”⑪

就顧隨小我而言，我們信任他并非虛假，他是真摯地接收了新思惟與新中國，一九五九年蒲月四日，他在致胞妹兄信中特地闡明“我同之惠都要請求進黨了”⑫。據顧之京回想，顧隨在一九五九年慶賀黨的誕辰年夜會上，慎重提出參加中國共產黨，并且在垂死之際對女兒們說：“我平生沒見過像共產黨這么好的政黨，你們要聽黨的。” “我是個有舊思惟的人，本位主義太重，進黨請求提得太晚了。”⑬

二、“新精力作舊體詩”

隨同著思惟的敏捷改變，顧隨詞的創作也疾速轉向。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日，在寄給盧季韶的《清平樂》（自笑）詞后注云：“詞是逝世的文學情勢，不克不及用來寫新的成長，此后不復作之矣。”⑭可見在此時，顧隨還在為詞體舊效能與新需求之間發生的牴觸而決定，甚至發生擯棄作詞的設法。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誌中說：“啟元白以朱德所作和杜甫《秋興八首》詠土改后村落之詩見教，頗覺情勢與內在的事務不甚協調也。”⑮日誌中所言朱德詠土改詩即《感事八首用杜甫<秋興>詩韻》之《新鄉村》，詩云：“千門萬戶喜朝暉，處處村頭現紫微。束縛農夫歌自得，跋扈田主莫高飛。平田有份躬耕樂，得地無余苦衷違。后起青年多英俊，秋高試馬壯而肥。”⑯顧隨所謂的“內在的事務”與“情勢”不協調就是指用律詩的情勢寫了新的反動斗爭。所以到一九五二年病愈之后，這種不雅念還未有很年夜轉變，舊體詞不宜寫新成長。

不外，顧隨并未棄詞不作，相反，他以極快的速率辭舊迎新，更變了本身不雅念。他一九五三年除夕寄盧季韶《莘園書來詢及本日生涯，情義殷勤；又以巨大文明人相當，尤使我慚惶不克不及已。走筆賦五十六字長句謝之》一詩云：

魁首天賦是曙光，河山萬里浴向陽。三年扶植基初定，兩字戰爭勢益張。老往病中非索寞，書來讀罷轉慚惶。墨客報國無長策，食粟猶然耗太倉。

顧隨在手札中說：“詞與詩皆非特別與自得之作。然舊詩詞這般作法，不成謂非自述堂開創也。”⑰“舊詩詞這般作法”，即以詞歌頌社會主義扶植與政治活動。此后他專力填詞，贊美新時期，“歌詠社會主義扶植”⑱。如一九五五年蒲月八日寄盧季韶札《木蘭花慢》（進修毛主席第一次全國國民代表年夜會第一次會議揭幕詞，發奮鼓舞，因此有作。五四年玄月）下闋云：“平易近康，物阜固金湯。百煉總成鋼。看億兆喝彩，天賦魁首，萬壽無疆。皇皇百年年夜計，總四星拱向一星光。特出國民工作，焜煌建國文章。”⑲一九五八年十仲春二十五日，讀報有感作《木蘭花慢》（龍鳳呈祥）為一九五九年除夕獻詞云：

有人來借問：龍與鳳咋呈祥？答：城市村落、國民公社、地上地獄。棉糧、衛星放起，煉一千八百萬噸鋼。這里神龍出海，何處丹鳳向陽。 煌煌。魁首年夜文章，群眾日剛強。正全黨全平易近、同心專心一計，走上康莊。高昂、滿懷斗志，使戰魔暗里子心慌。遍過揮灑自如，從今地久天長⑳。

這一時代所作詞作年夜類如是，都是以新的社會政治內在的事務寫進詞中，這種創作理念除了實際的需求之外，也與顧隨一向的在創作中求“新”有關。

甫登文壇，顧隨即有自發的“用新精力作舊體詩”㉑的創作舞蹈教室尋求。情勢是舊的，但“精力”必定要新，正如盧前所言“以新意境，新名辭為詞者，惟吾友滄縣顧羨季隨”㉒。顧隨一九五〇年月的詞作更是將新意境、新名辭進詞施展到了極致。如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二日致周汝昌札中有《玉樓春》一闋，題云：“很多廠礦提早完成頭十天打算（《國民日報》消息題目）志喜”，詞云：

改革反動（謂技巧改革與技巧反動）風云起。處處進步生孩子率。十天打算早完成，向黨叫鑼來報喜。 六十年月剛開端。萬里扶搖鵬展翅。開門日日合座紅，一串紅時紅究竟。（上海各工場凡各工序均復躍進，謂之一串紅。）

全詞幾全器具有時期特征的新詞語連綴而成，抒寫讀報之時熱鬧的感觸感染。他在信中還說：“老舍同道曾說：古代語詞進詩便有打油氣。吾嘗嘆為知言，詞則庶乎可免此患。束縛前，不佞上堂，每謂寫新意境，詩不如詞，詞不如曲，但會心者無多耳。”㉓可見其自發地以詞寫“新”的認識一向而下，未有裂斷，其以詞為用，來寫對活動與扶植的熱切感知。

顧隨曾預計將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間所作詞編為《聞角詞》，此集能否徹底編就，今已難知，但尚存《聞角詞剩題記》一篇，其云：

卅年前讀尹默師《秋明集》，其《拂曉》五律一首發端即曰“拂曉聞清角”，甚喜之，至今弗能忘，故名吾詞為“聞角“。角者，軍號也。扶植工作，云蒸霞蔚，進步神速，每讀報未嘗不鼓舞興發，譬聞角號，號令進步。詞名“聞角”，是其義也。

軍號高吹，催人奮進，為扶植工作呼籲成為顧隨此期詞作的獨一特色，正如顧之京所說：“所有的詞作均系歌唱新中國、新景象以及抒發本身病后又逢承平亂世的‘誰道人生無再少’的情懷。”㉔

三、“社會主義實際主義底內在的事務

顧隨一九五〇年月的詞作無疑是社會政治情勢的反應，但并非主動應景，或許是在難以順從的壓力下停止創作的。顧隨詞創作內在的事務與方法的變更有著來自于詞學不雅改變的直接影響，即以“社會主義實際主義”的創作主意領導詞的寫作。

一九五〇年月初期，顧隨當真瀏覽了浩繁蘇聯文學作品，諸如《絞刑架下的陳述》、《鋼鐵是如何煉成的》等。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八日，他在給女兒顧之京手札中說：“那本《斯年夜林時期的人》，此次萬萬想著帶回來。我每逢身材疲憊、情感降低的時辰，一讀蘇聯的文學作品，立即就有勁了。”㉕“社會主義實際主義”的內在的事務，政治性、思惟性至上的文學不雅念曾經融進顧隨的血液之中。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顧隨作《川年夜繆私有長句贈玉言，蒙玉言寫示，循讀再三，感而繼作》一詩并書札寄周汝昌，詩云：

目送堂前東逝水，始知無負今生難。力追日馭（與時光競走）心猶壯，坐俟河清（謂根治黃河水害與開闢黃河水利打算）鬢已殘。不分形骸隔長路，尚余詩句佐清歡。維新周命無限業，萬里山河待藻翰。

手札云：

繆公之詩并非欠安，然未得謂之為古代詩家之詩。所以者何？雖屬平易近族情勢，而非社會主義實際主義底內在的事務故，至于胎息前人已到多麼地步，又地點弗論也。拙作亦力有未逮：概念化，一；未能應用古代語，二也。然其年夜緣由則在于無現實生涯作為創作之基本，此一前提而不克不及具有，則雖技能極端成熟，感情極端真正的，思惟極端對的，仍不克不及寫呈現代詩家之詩㉖。

顧隨所言“繆公之詩”即繆鉞所作《饋送汝昌師長教師赴京》一詩：“會議室出租人生拜別亦常事，相契如君世所難。蜀道江船勞遠道，斷江新綠又春殘。唸書如水能尋脈，談藝從今恐寡歡。保重《紅樓》研究業，佇看天際振高翰。”㉗繆詩乃以傳統之法寫拜別之情，這在顧隨眼中，已屬舊詩，非“古代詩家之詩”。這般界定之由正在于繆詩“非社會主義實際主義底內在的事務”，而據其剖析，可以被稱之為“古代詩家之詩”者，重要是要反應社會主義實際主義的現實生涯。此雖為論詩，論詞亦然，他一九五六年一月九日致周汝昌手札就說：

抒懷詩人茍其不克不及深刻群眾，感群眾之所感，言群眾之所言，則固已自外于時期，自異乎人群，其所作將復成為多麼作品乎哉？于此，更不須舉社會主義實際主義之道理以繩之也。詞屬于抒懷詩，表示風格、創作道路，自當無以異乎上所如此。

不佞一病，身心兩方喪失匪輕，惟于作詞，小有進益，或可謂為因禍得福㉘。

可見，顧隨主意詞的寫作要秉持“社會主義實際主義”的尺度，他也以現實創作踐行這一詞學途徑。如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顧隨作送別小女兒之《乳燕飛》詞，下闋有云：“最小偏憐偏提高，參加工人隊里。全壓服、老漢意氣。戰斗精力知何限，共春花國運時光里。搔白首，悲回喜。”札中云：“至歇拍六字，乃覺年夜有悖乎社會主義實際主義文學之旨，其當改作‘端的也，令公喜’乎？然又與前此作風不類，會聚會場地當別擬。小詞真不易作也。”㉙此詞本為抒寫父女離情之詞，為了“社會主義實際主義底內在的事務”，不成防止地與小我化感情發生不諧，可是顧隨仍主意不成有悖“社會主義實際主義文學之旨”。其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六日致周汝昌札中也說：“不佞往歲杪兩月中，于詞最盡力，較之以往，亦不得謂之無上進，然往社會主義實際主義之旨，尚年夜遠在。”㉚值得留意的是，顧隨對其此期所作詞藝術性欠安是心知肚明的，其一九五八年十仲春二十五日所作寄盧季韶手札云：“兩三年來所作詞有百余首，大半有政治性，甚至趕義務，共同活動，難免是‘急就章’。”㉛一九五七年玄月二十七日致周汝昌信也說：“三個月來，寫得反右詞近廿首，然急就篇居三分之一，自亦不克不及滿足。津市同道間或相傳頌，則以其政治性，非必以其藝術性也。”㉜顧隨所言的“共同活動”的反右詞今已不易見，但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出書的《詩刊》第八期“反右”特輯中頒發了他的兩首“反右”詞，第二首為批評龍云之作，茲錄第一首《木蘭花慢》如下：

縱山河易改，舊認識、最難消。恁亂“放”胡“叫”，胡思亂想、反黨飛騰。鴟鸮年夜睜白眼，認乾坤開闊爽朗作更闌；更把戰爭扶植，說成搖搖欲墜。 興風作浪總白費，“倒算”枉怨言。甚田主身家、權要本錢、封建王朝——今朝洗心反動，要起首登時放屠刀。搽粉不如洗澡；垂頭莫耍把戲㉝。

如許的作品政治性、宣揚性頗強，立場光鮮，但藝術質素無疑遭到影響，用他本身的話說，就是這些作品多“非稱物逮意之作”㉞。在文學低垂政治性、社會性的時期，藝術性退居主要位置，這也是必定之事。

一九五〇年月，思惟改革勝利的顧隨自發以“社會主義實際主義”為繩尺，以“填詞為業”，來寫“年夜時期”（一九五九年玄月四日致周汝昌書），用這一來自于蘇聯文學批駁的基礎方式來領導中國的傳統體裁——詞的創作，不得不說是一奇景。顧隨的手札與詞作清楚記載了其創作及不雅念的變更，也浮現了上世紀五十年月真正的的詞先生態之一面，即政治性、社會性對于藝術性的壓服性姿勢。梳理一九五〇年月顧隨的詞學，對熟悉新中國之后中國詞學的嬗變不有意義。

（本文系南開年夜學基礎科研營業費項目“詩與詩學研討團隊扶植”（63202209）研討結果。）